支配人类婚姻的动机有三：经济、生殖、恋爱。而权力贯穿于这三者，权力促成了婚姻的制度化。婚姻权力力比多第一个切入点就是自由—性交的自由。
只有禁止乱伦，把“孩子”这种族群的劳动力和战斗力资源根据父亲的名义分配好，人类社会才可能发展。“婚姻”这种制度，是和“父亲”这个身份认同一起进入人类文明历史的。夫妻关系，向来是中国社会权力网络的核心与焦点。结婚还是不结婚，是涉及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是否可以建立起来的大事。
结婚是防止一个人从社会话语-认同系统（造人机）中脱离的重要权力网络设计。自从有了婚姻这个制度，就一直会有违反这个制度的人和行为。通奸是最常见的。
儒家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通奸严防死守的各种战略和战术。比如，对男人来说，朋友出差了，你就别去人家别去见嫂子也别去见侄子，嫂子生病了也不要问得那么具体，要不然就是“色厚于德”。—“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礼记·坊记》）
再如，对女人来说，晚上不要有伤心事就哭，招来别人的安慰不得了。—“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礼记·坊记》）
在婚姻制度中，男人和女人的位置是得到明确规定的。夫妇夫妇，“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
夫妻之间，妻子应该是对丈夫无条件的服从。
但是婚姻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违反制度者就一直不绝，所以圣人也不得不感叹：“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礼记·坊记》）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这种抗争到达一个高峰。有人脑子里甚至闪过乱伦这条底线是不是也可以碰一碰的想法—“世间所非难的什么血族通奸，什么长幼聚麀之类，都是不通之谈，既然要恋爱了，则不管对方的是猫是狗，是父是子，一道玩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
儒家的规训出于一个顺理成章的假设，如果一个家庭中，孩子尊重顺从父母，妻子尊重顺从丈夫，自然这个男人也就尊重服从上级，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就远离颠倒梦想和恐怖主义了，所以“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白虎通·嫁娶》）
而偷情和通奸，自然也就不是“一道玩玩”的游戏，而是直接威胁到江山社稷的行为，差不多和叛国一样严重，所以有“男女不以礼交皆死”的刑罚（《魏书·刑罚志》），所以有“忠臣不事二囯，烈女不更二夫”的说法（明末清初，儒学学者王相之母刘氏作，《女范捷录·贞烈篇》）。
母亲的焦虑是情妇产生的心理动力学机制之一
女人通过“从一而终”，达到和男人比肩的地位。
可是当这个“一”破裂、消失，或者你发觉从来就没有这个“一”，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缺乏现实基础的青春梦，或者就是几千年的一个人类习惯，又该何去何从？
每个时代话语-认同体系破裂之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偷情者。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被压抑的无意识中的性身份认同。“潘金莲”产生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和“西门庆”一模一样—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焦虑。
维多利亚·格丽芬(victory griffin)说“在儿时感到必须用乖巧去赢得父爱的女人，更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情妇”。的确，一个女人之所以愿意认同“情妇”这个身份，首先在于她对“母亲”身份的不认同，尤其是当“母亲”不过是一个扫地做饭的“妇人”的时候。“妇人”这个身份正是儒家文化设计的，妇女自我价值实现只有“贞烈”、“三从四德”这些途径。而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
父亲对母亲的不欣赏，是女人容易具有情妇情结的第二个因素。当女儿看到父亲对母亲颇为不欣赏的时候，女儿自然容易变得非常“可爱”。
这种可爱有两个用途：一个是女儿自己可以获得父亲的欣赏和关爱；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避免父母离婚，期望父亲能够看在自己“可爱”的面上，不离开这个家庭或者不找情人。对于儿子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不是可爱，而是“有能力”，特别是学习的能力。如果这种“可爱化”或者“学习化”的尝试失败，这些孩子就会出现把对父母的依赖转向外界——这是早恋和“网络成瘾”的根源之一。
如果调查一下“网络成瘾”孩子的父母，不难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有很多正处于离婚的边缘或者正在对情妇/情夫成瘾。网络成瘾是对成人化-教育体制的蔑视和否认，“情人成瘾”则是对婚姻-道德体制的反叛和对抗。
女孩子“可爱化”策略如果成功，挽救了父母的婚姻或者一把抓住了准备逃跑的父亲,她长大了就要变成一个才女—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情人。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做情人呢？就是才子才女。而才子或才女大多都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如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张爱玲；小说中的贾宝玉、林黛玉。
有趣的是，要求不断恢复礼教的孔夫子恰恰也存在父爱缺席的问题，但是他采取的是认同父亲的策略，他让自己成为那个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而不是成为一个才子。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愿意找谁做情夫？才子还是孔子？如果你要找个人做丈夫呢？才子还是孔子？答案是显然的。孔子做丈夫、才子做情人，才是最佳的设计。
